黄荷凤院士团队10万个样本研究揭示围产期抑郁现状

每4名孕妇就有1人抑郁，伴侣支持成“最强保护盾”

黄荷凤院士（前右一）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

怀孕、生产，虽然有些辛苦，但整个过程充满幸福和期待。

然而，现实并非都如此美好。

有这么一群准妈妈，她们在本该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命的时刻，却陷入了情绪的泥沼，被围产期抑郁悄然笼罩。这不仅影响着准妈妈们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对胎儿的发育和未来成长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2025年正是精神卫生服务年的开启之年，准妈妈的精神健康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殖医学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黄荷凤团队在围产期抑郁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相关成果发表于《Science Bulletin》，为围产期抑郁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路和科学依据。为此，我们专访了黄荷凤院士。

门诊中苍白无力的安慰

触发空前规模的孕妇研究

一名生殖医学的专家，怎么会关注孕产妇的心理健康？

“精神心理本不是我的专业。但是在门诊中，我总能遇到一些产检结果正常、但情绪低落或焦虑甚至崩溃的孕产妇，再温柔的安慰在她们面前都显得很苍白。”黄荷凤关注到，产妇抑郁的新闻层出不穷，甚至会出现自残行为。

反观医疗就诊环节，孕产妇的心理状况往往既不在产科常规评估范围内，也难以通过常规产检被及时发现，部分反应迟钝的家属也意识不到其严重性。同时，围产期抑郁症虽然是孕期及产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然而作为介于产科与精神科间的交叉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包括我们的产科医生在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认知都非常有限。”

黄荷凤坦言，早几年，我国针对围产期的流行病学和基础研究明显滞后，对其致病原因、发病机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认识，是限制该病早期防治和进行后续干预的主要原因。

临床需求触发了她的学术兴趣。

2019年，黄荷凤带着团队着手调查。此次研究规模空前，联合全国27家公立医院，覆盖了10万名孕妇，涉及华东、华南、华北、西部四大地理区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围产期抑郁风险筛查研究。“我们采用了爱丁堡抑郁量表（EPDS）对孕晚期孕妇进行筛查，这个量表就像是一把精准的‘情绪测量尺’，较为准确地衡量孕妇的抑郁程度。”

工程量巨大，即使在特殊时期，团队也坚持线上采集信息。黄荷凤说，她希望尽可能多地收集样本，才能全面描绘围产期抑郁在中国的流行现状，识别关键的危险与保护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有效的筛查、干预和转化路径，为孕产妇心理健康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支撑。

每4名孕妇就有1人受抑郁困扰

低龄、低收入、低教育水平都是高危因素

历时5年，这项研究近期发表在了《Science Bulletin》上。

研究结果令人揪心：我国孕晚期轻度产前抑郁风险（EPDS>9）患病率高达25.8%，中重度产前抑郁风险（EPDS>12）为11.4%，意味着每4名孕妇就有1人受抑郁困扰。

研究还发现，围产期抑郁的发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就像一幅色彩不均的地图，北方地区患病率最高，轻度达30.8%，中重度为15.7%；东部地区最低，轻度24.5%，中重度10.6%。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地区经济水平、心理健康资源分布以及文化差异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就好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可能相对匮乏，孕妇们在需要帮助时，却难以找到合适的途径。

“我们发现，社会经济劣势、心理支持缺失、不良生活习惯以及特殊妊娠情况等都是产前抑郁的高危因素。”黄荷凤说，低龄、无业、家庭年收入低、教育水平不足的孕妇风险显著升高，她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者，缺少外界的支持和引导，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深渊；伴侣、父母或公婆支持不足的孕妇，抑郁风险最高可达5倍，家人的关爱就像温暖的阳光，一旦缺失，孕妇的内心就容易被阴霾占据；睡眠质量差、孕期吸烟、饮酒的孕妇也容易陷入抑郁，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像一个个小恶魔，逐渐侵蚀着孕妇的心理健康；意外妊娠、独居、未婚或离异、孕妇为独生子女及多胎妊娠者同样面临更高的风险，这些特殊情况给孕妇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令人欣慰的是，研究也有了突破性发现：伴侣支持是降低产前抑郁风险的“最强保护盾”。即使孕妇因教育、职业、年龄等因素处于抑郁风险增加的状态，伴侣的支持也能起到挽救作用，成为可干预的核心保护因素。

“伴侣的支持就像一束光，能穿透黑暗，照亮孕妇的内心世界。”黄荷凤说，她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那些得到伴侣悉心关怀和支持的孕妇，即使面临诸多困境，也能保持相对乐观的心态，顺利度过孕期。

有望开发出全新靶向药

多管齐下阻击围产期抑郁

临床和科研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科研上发现问题，临床上解决问题。

黄荷凤介绍，基于研究，团队目前已经开始建立“筛查—分层—干预—转诊”的孕产妇心理健康维护体系，即将常规的抑郁筛查嵌入产检和产后42天随访，根据量表分数与自伤危机评估将孕产妇分为低危、需要心理门诊干预以及重度需精神科评估三类。对轻中度抑郁者安排心理门诊或线上ICBT认知行为干预，并进行了临床RCT验证，相关成果发表于《JMIR》杂志，对有自伤念头或重度抑郁者，启动快速转诊至精神科及相应安全管理流程。

除了传统的个体化治疗外，团队还计划将配偶教育与支持纳入干预内容，以提高依从性与长期效果。

专访时，黄荷凤还透露，最新研究刚刚发表在《Molecular Psychiatry》上，从神经生物学机制层面深入探索产后抑郁。团队发现外侧缰核（lb）中的雌激素受体β（ERβ）在产后抑郁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通过动物实验表明，抑制lb脑区ERβ表达会导致小鼠出现类似产后抑郁的行为，而激活该受体则能改善症状。这一发现为产后抑郁精准治疗找到了新靶点SERM-β，有望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有利于未来我们探索围产期抑郁发病的潜在神经生物学机制，也有助于揭示个体差异背后的生物学基础。我们希望推动个性化、可操作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落地。”黄荷凤也给出了暖心建议：孕妇要主动关注自己的情绪变化，孕晚期若出现持续低落、失眠、兴趣减退等症状，应及时告知产检医生，就像给自己的情绪安装一个“报警器”，一旦发现异常，就能及时发出信号；要构建支持网络，与伴侣共同参与产检，明确孕期需求，必要时寻求家庭或专业机构帮助，家人的陪伴和专业机构的支持能为孕妇筑起一道坚固的“心理防线”。

记者 杨茜 通讯员 吴雅兰